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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雷列耶夫:十二月党的诗人领袖
浏览: 发布日期:2017-12-03

俄罗斯历史上有不少悲壮事件,十二月党人起义则为可歌可泣,以“惊天地,泣鬼神”加以形容也不为过。

圣彼得堡有个广场,原名“参政院广场”,后也被称为“彼得广场”,现名为“十二月党人广场”,以纪念1825年12月由十二月党人发动的起义。这一年,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猝死,究竟由康斯坦丁大公还是尼古拉大公继任?这一问题的争议使俄国出现了25天没有沙皇的最高权力真空。当康斯坦丁拒绝继位,冷酷傲慢、不得人心的尼古拉登基之际,一批早就对现实深感不满的贵族军官终于揭竿而起。

雷列耶夫 十二月党人“五大领袖”

12月14日(俄历)是军队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日子,却有3000名近卫军开进参政院广场,拒绝宣誓,还要求政府立宪,废除沙皇统治,解放农奴,实行共和制。他们在彼得大帝的骑士铜像前排成8个方队,严阵以待,声势浩大。

尼古拉一世紧急从步兵、骑兵和炮兵部队调遣12000人包围广场。双方和谈失败之后,新沙皇赶到现场下令镇压,要骑兵队冲击、炮兵团开火,1271名起义官兵和围观百姓倒在广场的血泊里,或散退时淹死在涅瓦河里(炮兵朝冰冻的河开炮所致)。一支起义的掷弹兵小队进入了冬宫,却未能占据而败退下来。

起义失败后,有121名军官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,1000多名士兵受鞭刑,50多人被当场打死。5名均为校尉军官的“为首分子”——彼斯捷尔、雷列耶夫、卡霍夫斯基(他在广场射杀代表沙皇讲和的米洛拉多维奇将军)、穆拉维约夫和别斯杜日夫,则被以叛国罪和弑君罪判处死刑。

诗人孔德拉季·费奥多洛维奇·雷列耶夫(17951826)是这5名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。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官特鲁别茨科伊因怯懦而临阵脱逃,躲进奥地利使馆,以致延误战机,雷列耶夫则始终英勇坚强,在审讯中不供认任何起义人员的名字,甚至向调查委员会要求只处死他一个人。他说:“假如处决对俄国有利,那就只我一人该死。我祈祷良久,希望就死我一人,其他人则因上帝的慈悲而重归他们的家庭,重归他们的故土,重归他们高贵的沙皇。”

1826年7月13日,5名起义领袖在彼得堡保罗要塞——“俄国的巴士底狱”被处绞刑,不料雷列耶夫、卡霍夫斯基、穆拉维约夫三人的绳子断裂,带着脖子上的绳圈从绞架板上掉了下去,诗人不得不感慨俄国是个“不幸的国家”,“他们甚至连怎么系绳子绞死你也不会”。照以往规矩,如果行刑失败,被处决者应获赦,但尼古拉一世即刻下令换绳再次行刑。雷列耶夫尽管客套而讽刺地说了声“高贵的沙皇”,他死时手里拿着的是英国诗人拜伦的诗集,他心目中最高贵的是诗和诗人,是他在自白诗中所表达的为正义而牺牲的崇高精神:

我完全知道/第一个敢于反抗敌人、瞄准暴君猛击的爱国者/会有可怕的命数等着他们/然而,这是我注定的命运/没有烈士抛洒热血/没有人为自由而牺牲/自由何时才能获胜?/我感到自己未来的命运/祈求对我的打击不要太重/可神父啊,如今我喜迎死亡/对我而言,如此结局实是欣幸

在战争中受到启蒙

雷列耶夫生于俄国一个名为巴托沃的村庄(位于今列宁格勒州),他的父亲是个小地主,家道衰微的贵族,但他仍有机会在一个贵族学校——圣彼得堡军事预备学校学习,毕业后在第一预备炮兵旅第一骑兵团服役。

在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之后,他于18141815年俄国对外战争中随军到过波兰、德国和法国,知道俄国怎样去瓜分波兰,又怎样与奥地利、普鲁士签署神圣同盟,成为镇压欧洲革命的“欧洲宪兵”,也目睹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,革命思想、改革精神便日渐扎根于雷列耶夫这个智者的头脑,最后加入十二月党人的行列。

1818年,雷列耶夫辞去军职,为一个富裕地主家当家庭教师,一年后,与地主女儿娜塔莉亚结婚,育有两个孩子。1820年,他因写诗讽刺一名不得人心的沙皇政府大臣而在文学界引人瞩目。同一年,他参加圣彼得堡共济会,认识多名未来的十二月党人。18211824年,为了有一份固定收入,他在圣彼得堡刑事法院担任法官助理,常利用其职务帮助遇难无助的人。

如有一次,他在书店遇到20岁的尼吉特恩科,那是一个乌克兰农奴,一直在努力使自己摆脱奴隶身份。尼吉特恩科向雷列耶夫诉说了自己的困境,雷列耶夫一口答应帮助他,并立即去找他的几个老朋友——有影响的骑兵部队军官,劝说他们为尼吉特恩科的自由出力。结果,尼吉特恩科一案成了圣彼得堡的著名案子,尼吉特恩科的“主人”承受不了舆论的巨大压力,终于让他获得自由。

业余时间,雷列耶夫一直没有放弃读书、写诗。1821年,他加入颇有影响的俄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组织——俄国文学爱好者自由协会。18231825年,他与作家、诗人别斯图热夫一起编辑、出版文学年刊《北极星》,后者后来也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,失败后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。《北极星》办了3期,所登作品的作者包括诗人普希金、茹科夫斯基、维亚泽姆斯基、巴拉丁斯基。普希金很看重《北极星》,彼得堡洪水期间该杂志停刊,后又出了一期,他高兴地写诗说:“《欧罗巴导报》用不着叹气,不是灾难,可无需悲哀!从彼得堡的洪水里,《北极星》已被打捞出来。”

雷列耶夫写诗曾受多名同时代诗人的影响,如普希金、杰尔察文、格涅季奇。拜伦则既是他的文学导师,又是他的生活榜样。1823年,35岁的拜伦前往希腊支持该国独立战争,第二年病逝于希腊,他在名诗《哀希腊》中感叹道:“置身在奴隶民族里,尽管荣誉都已在沦丧中,至少,一个爱国志士的忧思,还使我作歌时感到脸红。”雷列耶夫因此省思而感到脸红,农奴制的俄国,荣誉沦丧,作为一个俄国公民,该如何爱国?怎样救国?

善于鼓舞士气的演说家

雷列耶夫并非一流诗人,但作为一个仇恨农奴制的爱国者,其诗充满革命激情,富有感染力,所以一发表就有很多争相传诵的读者。他的作品开公民诗歌之先河,倡导公民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,主要作品有《公民的勇气》《公民》《沉思》、长诗《纳利瓦伊科的忏悔》和《沃伊纳罗夫斯基》。纳利瓦伊科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哥萨克起义的领袖,在华沙被杀。沃伊纳罗夫斯基是乌克兰自由的捍卫者,被流放西伯利亚。普希金赞赏后面这首傲岸豪迈、歌颂自由的长诗,曾在创作《波尔瓦塔》时加以借鉴。《公民》写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几天,是俄语中抒发革命激情的最佳诗作之一,诗中写道:

有一批这样的年轻人/他们不懂时代的使命/他们不理解自己的命运/他们不想为未来而斗争/不愿为被奴役的人献身/他们漠视祖国的苦难/怀着冷酷的心肠冷漠的眼神/他们看不到这是来日的耻辱/他们想不到后代的严正责问

雷列耶夫看到“人民在激烈的斗争中寻求自由”,有人“却在悠闲之中消沉”,而他自己不愿做“斯拉夫人堕落的子孙”,有着自己的意志和决心:

当时局动荡而严峻/不,在专制政体的枷锁下/我不甘辱没昂扬的灵魂/不想荒废自己的青春/不愿在情欲的怀抱中沉沦

在那个黑暗时代里,雷列耶夫确实没有消闲、沉沦,没有颓废、堕落,而是努力去当一个真正的公民,与人民一起去在斗争中争取自由、民主和平等,让苦难的祖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1823年,他加入“北方协会”,并成为该协会的核心。这是个革命组织,起草了《俄罗斯宪法》,主要由参加过拿破仑战争、具有改革思想的退役军人组成。

当时还有一个“南方协会”,拟就了《俄罗斯法典》,这个协会的创始人和会长彼斯捷尔与雷列耶夫一起被绞死。两个协会目标一致:废除农奴制,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取代沙皇政府。雷列耶夫主张今后建立一个类似美国的政府,如果沙皇拒绝和平退位,他支持弑君以达到建立自治政府的目的。

雷列耶夫是一个能鼓舞士气的演说家,善于吸收新的会员。别斯图热夫回忆道:“他的外貌并不很有吸引力,说话总是很简短,但当他一接触他最喜爱的话题——他对祖国的爱,他的脸便容光焕发,他的黑眼睛会发出奇异的光彩,他的话语有如熔岩流一样喷涌而滔滔不绝。”

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(17981855)与雷利耶夫有过密切接触。早在1820年,密茨凯维奇就在浪漫主义抒情诗《青春颂》中呼喊“自由的曙光,我向你致敬”,号召波兰青年起来推翻旧世界,建立新生活。1823年,他因参加秘密团体的爱国活动被沙皇当局逮捕,第二年流放到俄国,前后有5年之久,其间在莫斯科与普希金相识,结成知交,在圣彼得堡接近雷列耶夫等十二月党诗人,曾出席1824年10月十二月党人在雷列耶夫公寓楼里举行的会议,他在回忆录中写道:

房间内大概有一二十人,但因烟斗和雪茄散发出来的浓浓的蓝色烟雾,一开始我一个人也认不出来。他们放松四肢躺在沙发或窗台上;年轻的奥多也夫斯基和别斯图热夫两腿交叉,像土耳其人一样盘坐在波斯地毯上……

一个热情的年轻人,脸色苍白,额头突出,面孔长得像雪莱,举起酒杯,提议“为沙皇死亡干杯”(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久前刚去世),得到大家热烈反响。他就是雷列耶夫。他的黑色眼睛炯炯有神,有一种内在的光焰。……大家都举杯喝酒,除了我,一个波兰客人。他们为沙皇之死唱歌,那节奏鲜明的歌声传出洞开的窗户,外面的人都能听到。码头上一座灯塔的强光突然照亮了房间,歌声也突然停止,歌者似因惊惧而清醒。拉季舍夫被囚于要塞的阴影浮上我的心头。

反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油画。 为自由信仰从容赴死

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,雷列耶夫说:“我们所预见的事情即将发生。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临近,但那是我们自由的时刻。我们活到了自由时刻,现在我愿付出我的生命。”他预感到,他们的起义可能会失败,参与者会被处死,但他相信,他们不会白白牺牲,却能“唤醒俄罗斯祖国”。他说:“一场剧变必然发生。革命策略可归结为两个字:胆量。假如我们将为我们的失败感到痛苦,这痛苦将是我们的后来人的经验教训。”他的预感是对的,起义失败的第二天他就被捕,7个月后从容就义,年仅31岁。

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说:“较之文学史,雷列耶夫的一生更属于政治史。他是最真诚、最高尚、最纯粹的革命者之一,仅此一点便可奠定他在政治史中的地位。”

雷列耶夫及其十二月党同志,正如一名学者所说,“他们一开始就视自己为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,如果有必要,他们将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掌权者厮杀。”

列宁称十二月党人是“贵族革命家”,“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。”他们大多的确是贵族出身,又是受到启蒙运动洗礼的革命者,读过伏尔泰、卢梭、马布利的书,读过拉季舍夫的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》,目睹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,痛斥农奴制专横蛮,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。南方协会的《俄罗斯法典》指出:“俄国人民不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族。恰恰相反,政府属于人民,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,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。”所以他们甘愿抛弃财产、地位和家庭,背叛他们维护过的专制政权,挺身而出,反戈一击,为了为人民谋幸福而英勇献身。

十二月党人起义后,时年26岁的诗人普希金被沙皇召见。沙皇问他:“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彼得堡,你会怎么做?”他答道:“我肯定会参加起义。”雷列耶夫等5人被处死时,正在创作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的普希金停下笔来,在手稿上画了5个吊着起义者的绞架,还写下这几个字:“我也会,我也会”。

当起义者的妻子们,跟随被流放的丈夫,前往遥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时,普希金写长诗《波尔塔瓦》献给她们,把西伯利亚凄凉荒原上的她们视为他心头的“珍宝”和“圣物”。他写了一首诗献给他的中学同学、好友、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普希钦,又另写一首献给所有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诗《在西伯利亚矿井深处……》,表示相信他的自由的声音会传到他们服苦役的洞穴,“沉重的镣铐将会掉落,牢狱会倾塌——自由将在洞口迎接你们,弟兄们把利剑递上你们的手。”

起义失败后,在被搜身的十二月党人身上几乎都搜出了普希金的诗《自由颂》:

牢记教训,哦,帝王们:无论惩罚还是奖赏/无论血牢还是神坛/都不是你们的忠实屏障/请在法律可靠的荫蔽下/首先低垂你们的脑袋/人民的自由和安宁/才是皇座的永远的守护

十二月党人起义时,赫尔岑只有14岁,但感触极深,列宁曾说:“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。”赫尔岑后来也说,圣彼得堡广场上的炮声“唤醒了整整一代人”,十二月党人是“从头到脚用钢铁铸就的男子汉”。他也一直记得,在绞架上被绞死的起义者中有诗人雷列耶夫,他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苦难的祖国和人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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